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型政党建设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
许洪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型政党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和发展，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应加强学习的理论观点，汲取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教尚学”的价值理念，赓续于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学习的优良传统，因应于“两个大局”同步交织带来本领恐慌的时代境遇，得益于新时代党内主题学习教育实践经验的鲜活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型政党建设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组成部分，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鲜明主题，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何学习”“学习什么”“怎样学习”的基本问题，系统阐明了新时代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意义、主要任务和实践路径，形成了内涵丰富、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于增强永葆我们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的执政自觉，提升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执政本领，进而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战火中的赓续：长征时期红色干部学校的播迁与办学实践
王占西;长征时期红色干部学校的播迁与办学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红色干部教育赓续的关键环节。长征时期，中央红军以干部团的军事组织为载体，整合中央苏区红色院校力量，融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于一体，形成战时特有的育人范式。长征时期红色干部学校办学播迁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的归并与整合时期；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的恢复与扩充时期。红色干部学校以军事化组织为载体，坚持流动办学，因地制宜，灵活施教，在高强度行军与战事间隙进行常态化的干部培育工作。红色干部学校学员兼具学习与作战双重职能，深度参与反“围剿”军事行动，实现人才储备与革命斗争的双重价值目标。长征时期的红色干部学校，既延续整合苏区干部教育传统，又实践探索出战时办学特色，为全民族抗战时期干部教育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实践基础。
红军长征转战西北期间的统战工作述论
李喆;金玲;红军长征转战西北开展统战工作，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动因，是应对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的必然要求，是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的应然之举，是针对西北地区统战对象特点的应对之策。针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统战政策，精准分析统战对象特点，清晰锚定统战目标，分类搭建统战平台，灵活开展统战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壮大了革命力量，促成了西北联合抗日的政治局面，增强了党的政治影响力，塑造出敢于担当、不辱使命的政党形象，为新时代统战工作提供了极富借鉴价值的现实启示。
红军东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动员研究
郭春娟;姚宏志;红军东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复杂情感场域，面对阎锡山反共宣传制造的恐惧氛围和民众长期积压的怨恨情绪，在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现实需要驱动下，通过信任重建、情感激活、情感共鸣与情感内化的策略，破除了民众恐惧心理，激发了革命热情，壮大了革命队伍，推动了筹粮筹款工作的开展，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地方政权建设奠定了群众基础。红军东征在深入的情感互动中赢得了民心，在持续的情感实践中凝聚了力量，最终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长征中女红军革命主体性的微观建构机制研究
兰夕雨;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也是女红军群体主体性觉醒与建构的关键节点。探究长征中女红军的个体苦难经历及其向集体情感转化的逻辑，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其革命主体性在具体革命实践中的微观建构机制。长征出发前，女红军通过形象改造实现了个体身份的重塑，并在集体生活中建立了初始的情感联结；长征途中，个体苦难依托行军、作战和劳动等革命实践得以具象呈现，并在共同的生存压力下逐步生成集体情感；最终，经由集体情感的持续内化，女红军完成了从“个体苦难承载者”向“自觉革命战士”的身份重构，实现了革命主体性的完整建构。正是在个体生命体验与集体情感的交互作用下，女红军以亲身承受的苦难为起点，在长征这一极端环境的革命实践中完成了性别身份的转化，推动了革命主体性得以最终确立。
长征期间红军优抚工作的历史考察
廉伟志;高中华;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并领导开展红军的优抚工作，将其作为维系队伍生存、稳定军心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党中央与中革军委的统筹下，各路红军对苏区时期形成的优抚模式作出应急调适，围绕伤病员安置、物资筹措奖励、烈士安葬与精神抚慰等方面展开优抚实践，于辗转突围、缺医少粮的极端困境中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有生力量，提振了官兵士气。这一系列举措，既展现了红军在无后方作战条件下因应时势的优抚智慧，也暴露出战时优抚工作难以回避的客观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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